一个柏油桶（早年美国人发明的装汽油的大桶，一桶53加仑，200立升）改造成的炉子，一个平底大锅放在其上，师傅待锅烧热后，用油壶在锅底撒上油，将制作好的小馒头一个个放入其中，再浇上重油，泼上一些水，盖上木制锅盖。少顷，师傅不时转动平底锅，约10分钟左右，师傅揭开锅，随即撒上一把葱花，又撒上芝麻，盖上厚重的木制锅一两分钟后，起锅，一股香气便扑鼻而来。顾客买上几两（也说几客），咬上一口，顿时满嘴生香，其味浓浓，美味无比。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海生煎馒头，它是普罗大众喜欢吃的一味点心。
　　生煎馒头的发源地其实在苏州，以开业于1911年的吴苑茶馆的生煎馒头最为出名，流行于江浙沪一带。上世纪20年代，生煎馒头进入上海这个大码头，由于经济实惠，受到民众追捧，于是一般人只知道“上海生煎馒头”，对它的前世知晓者并不多。生煎馒头在上海已有多年历史，它不断发展，并生发出不同流派。
　　说起生煎馒头，要提一笔黄楚九。黄楚九祖上为医家，此人早年即到上海发展，凭着机敏的头脑、出色的交际能力，使他在十里洋场如鱼得水，不过，也落得个滑头商人的名号。，他先在医药方面发展，以后又染指娱乐业，当年，上海的新世界、大世界都是他的产业。他开的中法大药房、五洲大药房都很出名。其中，仅他推出的“艾罗补脑汁”一个产品就风靡一时，他不惜重金在报纸、户外做广告，很好利用了部分国民的崇洋媚外心理，利市大发。以后，又有“百龄机”出笼，使得他日进斗金，赚得盆满钵满。
　　黄楚九深谙生意场上信息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市中心的浙江路开了罗春阁茶楼。这是是他收集生意情报的重要阵地，也是交流信息的场所，在茶楼可以嗅到商机，可以认识更多的生意伙伴。
　　上世纪初叶，上海的茶楼只是喝茶，市中心的三大茶楼如萝春阁、日升楼、一壶春等莫不如此，概无例外。茶客们在茶楼只有品茗而无其他，这使得茶楼不能长时间留住客人，因为茶客会饥肠辘辘而走人。据传，一日黄楚九从爱多亚路(延安中路)“知足庐”家中坐自备汽车外出，途经四马路（福州路），见到一条弄堂口生煎馒头摊头一如往日生意红火，急令司机停车，他特地下车买了几只尝鲜，感觉比别处的生煎馒头好吃得多。他灵机一动：如果把生煎馒头也引进萝春阁茶楼，这样茶客一定满意。可是到哪里去找能做出这样好吃的馒头师傅呢？以后，黄楚九发现该弄堂口的生煎馒头摊头突然歇业，心想，机会来了，于是让伙计打听究竟。得知歇业的原因，是小老板嫌师傅馅子做得太道地，加的肉冻太多(肉冻一热就溶化成鲜汁，所以好吃)，这样成本太大，赚不到钱，就停了师傅生意。黄楚九听罢，马上就以高出原来小老板出的价请这位馒头师傅到萝春阁去，在茶楼铺面现做现煎现卖生煎馒头。黄楚九深知经营之道，先要赚人气，亏本也在所不惜。他要求师傅做馒头时馅多，多放肉冻。于是，一时间萝春阁的茶客盈门，都说萝春阁馒头好吃。这一招，不光留住了原有的茶客，还吸引了一大批冲着生煎馒头而来的新客。于是，萝春阁生煎馒头成了旧上海生煎馒头的头块牌子。时间长了，茶客们提起萝春阁，首先是生煎馒头，茶则居于其后了。另一种说法是，王楚九在浙江路的萝春阁茶楼隔壁弄堂有一个生煎馒头摊头，因为味道佳，生意奇好，萝春阁的茶客也是主要顾客群。民众说起这里的生煎，都会说“萝春阁生煎”。于是，黄楚九索性将这一摊头收归至麾下。于是，萝春阁借助生煎馒头迎来生意兴隆。以此类推，萝春阁生煎馒头创始人的头衔，应该要算在黄楚九身上。以上两种说法虽有异，但生煎馒头师傅却是一个，就是江苏丹阳人唐氏。黄楚九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因商业投机失利，加上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的夹击，黄楚九开始走下坡路，并于1931年郁郁而亡故。最终，萝春阁被唐氏收入囊中，生意也越来越好，1932年，唐氏的侄儿唐妙泉在四川路汉口路口开了一家“大壶春馒头店”，生意也十分兴隆。所以上海人无论大小都知道吃生煎要吃“萝春阁”和“大壶春”的。
　　不管是萝春阁还是大壶春，这两家的生煎馒头都来自丹阳唐家，这两家配方当然秘不示人，不过在具体的形态上还是能辨出一二，也形成上海生煎馒头的两大派别，即“混水生煎”和“清水生煎”。混水生煎目前较为流行，早期以“萝春阁生煎”为代表，如今在上海知名的“丰裕生煎”和“小杨生煎”也属于这类，这类生煎以鲜猪肉加肉皮冻为主。在面粉及馅子的处理上，采用半发酵面，馅内放肉皮冻，以求有汤，馒头褶子朝下。清水生煎则是不在馅料中添加肉皮冻，以创始于1932年的老字号“大壶春”最出名。大壶春采用全发酵面，馅内不放肉皮冻，馅子汁水少，馒头褶子朝上。
　　老板唐妙泉认定：生煎馒头既然是馒头，就应该像个馒头的样子；外皮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和质感；肉馅须紧密扎实；另外，因为外皮厚可能引起的吃口差，大壶春就在发面上下功夫，使之蓬松而不失咬劲。
　　无论是萝春阁还是大壶春，都专门制作“咖喱牛肉汤”，以供食客用来“过”生煎馒头。这些，真正老上海都知道。由于生煎馒头是上海人最常吃的早点之一，所以诸如乔家栅食府、王家沙、吴苑饼家等上海餐饮老字号都有售卖这样点心。
　　据考证，大壶春馒头店的店招其实并非“大壶春”而是“大壸春”（有照为证）。张晓栋的《洋泾浜：上海往事》一书中有：“‘大壶春’原名实际上不是‘大壶春’而是‘大壸春’”。可是，上海人多将“壸”字读为“壶”字，于是，也就将错就错，索性就叫“大壶春”了。它的老店地址就在26路无轨电车终点站（海关）旁边，现在已不复存在。附带说一句，曾有张之洞严拒“锡茶壶”的故事，也与“壶”有关。有王庆者带上厚礼，专程拜求张之洞，想要谋个一官半职。王庆看上去很像个学富五车大学士，据说转弯抹角与张之洞还沾点亲。张之洞正在从锡茶壶中倒茶，忽见礼品，便斥责道：“那些东西我不需要，还是先让我来考考你的学识。”待王庆递上自己的材料，张之洞看着歪曲的字迹和缺乏文采的字句，望着案上的锡茶壶，灵机一动，遂用正楷写上了“鍚荼壸”三个字并说：你能认识这三个字吗？”王脱口说道：“张大人别取笑小生了，那‘锡茶壶’三字我岂能不识？”张之洞说：“你仔细再认一遍，没看错吧？”王庆肯定地说：“锡茶壶我常用，还错得了吗？”张之洞把手一挥：“送客！”第二天，张之洞下文将王庆这位候补知府遣回原籍，并在文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书本为鍚荼壸（yang,tu,kun)，尔则念作锡茶壶。三字各仅一笔少，音义显别形易误。令尔再面十年壁，从此不读锡茶壶。”可见，“壸”这个字不注意是要读错的。
　　大陆政权更迭后，萝春阁、大壶春继续营业，名头在“文革”中曾一度更改，“文革”后恢复原名。“文革”期间，住在浙江路萝春阁附近、天津路弄堂房子里的萝春阁老板遭到批斗，说他“残酷”剥削工人。其实，他也是凭着勤劳加精明致富。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萝春阁、大壶春这些集体企业也经受市场经济的跌宕考验，除大壶春在宁海西路有门面营业外，萝春阁已不见踪影。

　　改革开放以来， 德志生煎，创始人董德志。师从上海面点名师，潜心专研各类上海名点。其秉承了上海生煎的传统制作手艺，又融入了新时代食客们崇尚健康、绿色、平衡的饮食理念，独创出融合传统的董派特色上海生煎。其由董德志先生以个人名字命名并向国家商标局注册“德志生煎”品牌。目前全国海内外发展有数家连锁店。食客排队领生煎已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徳志生煎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术配方经过不断改良创新秘方,核心材质（肉馅)以品牌厂专供新鲜前腿肉，猪大骨、母鸡、猪皮文火慢熬出营养高汤具有补钙，养颜，美容之功效。德志生煎出锅后形态饱满，面部皮白喷香，底部金黄酥脆，馅心鲜嫩适口，其特点底酥香，皮薄，汁多，肉嫩百吃不厌，以出锅热吃为佳，颇受大家的喜欢。咬上一口汁香浓郁，咀嚼时伴着肉的鲜香、皮的焦香以及芝麻和葱花的清香，令食客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由于德志生煎注重品质曾吸引国内外各界知名人士前来品尝后赞不绝口，曾被多家电视媒体采访报道。

　　有外地食客问起，明明是“生煎包子”，为什么上海人叫它“生煎馒头“。其实，这是方言使然。在上海方言中，本无“包子”一说。上海方言将北方话的“包子”称作“××馒头”，如“菜馒头”“肉馒头”。上海话中“包”的单音词是有的，如“鲜肉大包”“菜肉包”“汤包”等。上海话将北方话中不含馅的“馒头”也叫“馒头”，老派的上海话将则将之叫作“面包”。这是个语言学问题，不作深入探究。
　　上海市民的这道美味，也引起洋人的注意。《福布斯》杂志评选出全球最为精彩独特的“必吃”美食，上海生煎馒头榜上有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上海生煎馒头是上海近代经济发展的折光反射，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上海市民则离不开生煎馒头，它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